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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末初秋闲笔:这才像读书人的样子|邵燕祥

2019-12-10 13:21:09 热度:4105

我偶然读到了已故历史学家邓光明先生晚年的一段回忆:“我与辛嘉轩的缘分是如何产生的”(收入张诗琳编《学术生活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)。邓老提到胡适、傅斯年和陈寅恪,他们与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有关。

20世纪30年代初,当邓光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时,他参加了由文学院院长胡适教授的“传记”课程。当时,他决定写一本陈亮的传记,一方面作为这门课的作业,另一方面作为他的毕业论文。

邓光明写了《陈龙川传》,并发送给了他的导师胡适。胡适给了这篇论文95分,评论的第一句话是“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”,并表扬了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。同时,他在评论中也明确指出,陈亮与辛嘉轩的关系写得不够,应该大力补充。因此,研究辛嘉轩的生平成为邓光明的一个新课题。

邓光明查阅了梁启超等人的《辛嘉轩年表》和梁启勋对贾轩词的诠释,发现对于辛嘉轩生活中的许多关键问题鲜有明确的解决办法。他受到了吴谢挺编纂的几部年表的启发:要收集资料,一个人必须读很多书,从沙子里捡金子,没有其他捷径。当时,他对南宋人的作品知之甚少,于是他去《四Ku全书总目录》中寻找他觉得可能与辛家轩有关的书籍,无论是地方志、笔记还是集锦,并从图书馆借了过来。在很短的时间内,我发现了大量以前所有关于辛嘉轩的文章中没有出现的材料。这增加了他的兴趣。

这时,他从报纸上读到了中国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章程,以支持科学研究,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并特别声明历史属于社会科学范畴。得知胡适先生是该基金董事会的主要董事之一,他去了地安门梅米粮库四号胡宅,问他我是否有资格申请。胡适说:“你当然有资格申请。应该鼓励你20多岁的年轻人学习知识。30岁以后,学习知识是他的天职。”他问邓光明他打算做什么。邓说他想为辛嘉轩编一个完整准确的年表,最好再为贾萱的词编一个注释。胡适听后说,“梁兄弟已经做了这项工作,梁启超是一个著名的人。你对这份工作不熟悉。该基金董事会的大部分学术审查员都是自然科学领域的,但真正的文学史和历史学专家并不多。人们不会相信你会超过梁启超。因此,你必须写一篇文章发表,证明你真的可以超越梁家兄弟。”回来后,邓光明利用收集到的资料写了一篇《综述》,并把它送到上海《大公报》的《国文周刊》上发表。

这篇文章发表后,首先获得了胡适的认可。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篇文章,几天后与邓交谈。在称赞之后,他还指出,遗憾的是遗漏了一个关键词(省略了“非常”一词中的“昌”一词)。不久,邓收到杭州枝江大学词典编纂者夏程涛教授的来信,信中说他正在写唐宋诗人年表,包括辛嘉轩。看过这篇文章后,他认为辛德铭的年表只能由邓光明写,他再也不会写了。当时,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读了这篇文章,说他“对自己的优秀作品印象深刻,希望能有幸看到”。他经常问人们作者是谁。当被问及傅斯年先生时,傅高义是他的学生,最近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。陈寅恪一直记得这个名字(邓光明1939年来到昆明北京大学文理学院时,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时,他第一次提到了这篇文章)。“这些老师的一致认可给了我很大的鼓励,”邓光明说。不久之后,收件人名单被公布,他的名字确实被找到了。

在写作时,傅斯年对邓光明《嘉轩词注》的风格有不同的看法。他既不主张年表也不主张注释。他有他的理由。邓光明根据自己的想法做了一些选择,但他没有完全照做。此书完成后,傅斯年将《纪事报》和《诗话》连同本《词注》的手稿介绍给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。这三本书的出版被推迟了很多年,原因是正确的布局、太平洋地区的突然战争和日本军队对香港的占领。

当我读邓光明先生的记忆时,我的第一感觉是文化氛围真的很好。当然,像邓光明这样的学生在学习上是坚定不移的。教师有如此高的学术造诣,但他们仍然随时阅读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新论文。他们对这个小男孩的学术发现感到惊喜。他们知道商品,所以他们热爱人才,不遗余力地支持落后者。在这里的师生关系中,没有庸俗的功利意图,更不用说相互利用的庸俗关系了。它不仅与《围城》中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,而且坦率地说,它也与当今丑闻频发的学术界和大学大相径庭。作为局外人和后来者,我总觉得这些前辈就像老师、学生、学者和学者。

2008年8月8日

(本文发表于2008年8月21日文汇报笔会)

作者:邵燕祥编辑:谢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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